明星教健身，作家教做菜，一个不爱喝“大都市”的纽约客就不是一个好专栏作家，一个不会查《康熙字典》的科学家，也不是一个好译者。

　　多年前红极一时的美剧《欲望都市》主角之一Samantha，下班后到酒吧喝一杯，偶遇金发飒飒、西装笔挺的特朗普。客串该剧的特朗普在隔壁桌谈好生意后，丢下一句“考虑一下，我会在特朗普大厦（Trump Tower）的办公室等你”，翩然离开。画外音响起，“a Cosmopolitan and Donald Trump, you just don’t get more New York than that.”一杯“大都市”（cosmopolitan）和特朗普，还有比这更纽约范儿的吗？

　　当时的特朗普，还只是纽约的特朗普，而“大都市”却因《欲望都市》风靡世界。这款鸡尾酒用君度调制，自1875年爱德华·君度（Edouard Cointreau）配制出这种橙味利口酒后，它受追捧至今，配方只在家族内秘传。一百二十年后，君度家族另一位爱德华创立了国际美食图书大奖（Gourmand World Cookbook Awards），每年有来自两百多个国家的上万种书参评，已成为世界饮食类图书的“奥斯卡”。2019年，一本清代诞生的中国书，赫然位列第25届获奖名单。

　　译者Sean J.S.Chen是一位生于新加坡、在北美长大的科学家。读博期间，他开始关注中国饮食文化。因阅读时总见到袁枚大名，就想找本英译《随园食单》。搜索半天所获甚少：扶霞（Fuchsia Dunlop）在《鱼翅与花椒》里曾有零星翻译，作家Nicholas Richards曾译过几个片段。他遂想自己动手试试。在维基文库（wikisource）觅得原书后，他边查《康熙字典》边做笔记和翻译。2013年，他开始在博客The Way of Eating分享译文。读者不少，也引起出版商Karen Christensen的兴趣。五年后，他的译本上市。

　　袁枚在英语世界的传播，其实已有很长历史。他在世时诗名文名极盛，“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负贩，皆知其名。海外琉球有来求其书者。”去世后，却以美食家之名“出圈”、“出国”。

　　1901年，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思在其著名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中，首次把袁枚介绍给了英语读者。在关于袁枚的两千余字介绍里，翟理思以过半的文字讲袁枚的美食观和《随园食单》。他将袁枚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美食家让·安泰尔姆·布里亚-萨瓦兰类比，认为世界上只有中国能与法国烹饪比肩。此后，袁枚在英语世界的形象因热爱美食、精细生活而可亲可爱。

　　1956年，英国著名汉学家阿瑟·韦利为袁枚写的传记，Yuan Mei: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出版。此书广受好评，多次再版。在该书第七章，他这样评价翟理思的译介，“西方听过袁枚大名的人，往往把他的名字和菜谱书联系在一起，主要是因为翟理思教授在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以及其他著作中选译过《随园食单》片段。”之后，林语堂夫人廖翠凤和女儿林相如、美国历史学家Jacqueline M. Newman 等，都曾做过不同形式的译介。

　　畅销书作家露丝·雷克尔（Ruth Reichl）是美国食评界大咖，先后任《》食评编辑和《美食家》（Gourmet）杂志主编。她这样评价Sean J.S.Chen的译本：“与许多中餐粉丝一样，我早闻袁枚的大名和传奇，也听说过他这本影响深远的书。遗憾的是，它一直没有英译本。现在，不仅有了英译本，而且比预期更好。”

　　《随园食单》重回国人视野，似乎才是近二十年的事儿。二十世纪上半叶，谈论食物的风云人物不少，但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，他们说着说着，难免就开始“感时忧国”起来。康有为赞美德国啤酒，却不忘强调：“德人颜如渥丹，仪表壮伟冠天下，则啤酒之功之赐也。适足为吾国人医黄瘦枯槁之病，啤酒最宜于吾国人者也。”蔡元培则认为，虽然“中国食品实胜西人”，但“对于蛋白质、糖质、脂肪质的分配，与维太命的需要，均未加以考量”，而且“共食时匙、箸杂下，有传染病的危险”。

　　客居成都数年的英国作家扶霞也发现，中国人谈吃时常有“言外之意”。在《鱼翅与花椒》中，她列举中国史上的名厨为证，比如由厨房走到宰相府的伊尹，烹子献糜的易牙——这两位虽善调煮，但“烹小鲜”是为了“治大国”；而如袁枚这般认真谈论食物本身的人，并不多见。

　　《随园食单》在当代的“出土”，大概始于“中国烹饪古籍丛刊”。这套书有近四十本，出版时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延续至九十年代。其中多是《易牙遗意》《吴氏中馈录》《随园食单》之类的传统古籍，也包括《造洋饭书》这类二十世纪初面世的西餐食谱。在琳琅满目的“吃喝”旧籍中，《随园食单》显然最受读者欢迎，插图版、白话版、注释版……数十种版本满天飞。新版不断ebet易博真人平台，伴随着物质条件改善的当代中国人开始有闲心追求舌尖上的好生活。

　　君子远庖厨，似乎没人相信袁枚真会上灶台。连扶霞这样的外国人也明白，“袁枚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”。（[英]扶霞·邓洛普著，《鱼翅与花椒》，何雨珈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8，第40页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美国著名影星简·方达出版了《简·方达锻炼手册》（Jane Fonda’ Workout Book），一时洛阳纸贵，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。袁枚擅吃，简·方达身材棒。袁枚不善烹，简·方达也非专业健身教练。但现代人为什么愿意听袁枚谈吃，跟着简·方达练起立蹲下呢？

　　英国社会学家鲍曼认为，当代社会是流动的、液态的社会。从前人们需要领袖、导师或权威，他们负责告诉你，如何才能做得更好。而在轻灵、流动的当下，领袖依旧在，只是数量变多了。他们自然不能长久地“掌权”，更甭想成为唯一的权威。他们更亲切甚至更琐碎，他们不能再通过发号施令来“说服和引诱”民众。（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著，《流动的现代性》，第119页）

　　中国早期的电视烹饪节目，往往是一位专业大厨和一位主持人的组合。大厨负责做菜，是寡言却娴熟的权威；主持人负责解说，把权威的“施令”发出来。现在，早已没人对着电视学做菜。在五花八门的做菜短视频里，掌勺人可能是幽默的东北大嫂、风趣的四川大哥，或东瀛风的。手起刀落，炒煎炸煮，他们不光分享妙招贴士，也同步了日常的幸福、苦涩和沮丧。正如图书市场上的饮食畅销书，作者往往不是专业大厨，他们谈饮食也谈“男女”，写吃喝也写鸡毛蒜皮。

　　鲍曼认为，在榜样-权威（exampleauthority）这组关系中，榜样的角色最重要，也是最被需要的。上世纪美国电视名厨茱莉亚·柴尔德（Julia Child），虽也曾在法国蓝带烹饪学校进修，但她的作派似乎才是她受欢迎的根本原因。柴尔德身高一米九、做饭时总是佩戴珍珠项链和细腕表，蛋液洒在灶台上，没关系，擦了就好；颠土豆时失手，只接住了一大半，没啥大不了，捡起来扔回锅里。她洒脱的性格，一时搞砸也无所谓的爽朗，给了美国观众“看，咱也能做法国大餐”的信心，这才是新型的“权威”和“榜样”吧。难怪，《烹饪基本技能》不如《随园食单》有吸引力，《简·方达健身手册》也比专业健身指南更受欢迎。

　　康有为和蔡元培等现近代知识分子谈论食物的同时，不忘维持民族尊严，忧心国运民生。而当下论食物，则多“假公济私”。大众七嘴八舌关心的往往是裹着“公共”外衣的“私人话题”，从多年前的香菇菜心与回锅肉之谜，到传言中“不喊停就一直刨”的白松露大餐，皆如鲍曼所言：从前不便公开的私人话题，正入侵公共舆论。（[英]齐格蒙特·鲍曼著，《流动的现代性》，第127页）只要依附于某个名字，各种个体的、隐私的事儿ebet易博真人平台，瞬间便被“共享”。明星教健身，作家教做菜，一个不爱喝“大都市”的纽约客就不是一个好专栏作家，一个不会查《康熙字典》的科学家，也不是一个好译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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